伯斯

厨房架子上挂着的那一兜洋葱发芽了，一簇弯曲的绿叶突然从网兜的眼里探出头来。说突然其实也不突然，这兜洋葱被我遗忘在那里快一个月了，足够它逐渐发出十几厘米长、比小葱更粗的叶子——“突然”不过是对我而言，对于洋葱，那是它的自然生长节律，对于自然，拜托，这是春天哦。

只是这种“自然”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连兜子一起扔进垃圾桶，不小心摸到叶子的手也洗了又洗。在我下意识的反应里，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生命，不同于花瓶里的水培或阳台绿植，是一种未经许可的自然入侵，意味着洁净干燥的生活空间被打破。

为什么会感到不适？明明是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裸露、原始、不可控的自然，怎么会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不得不从现代生活中退却，甚至消失？

在文化史上，自然并非总是一种异己的存在。人类曾经与自然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神圣化。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有句箴言，“自然爱隐藏”，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敬畏、膜拜，而非控制。

到18世纪，蒲柏为牛顿写下著名的墓志铭：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豁然开朗——自此，科学通过仪器和实验拷问自然，迫使自然吐露秘密。

在视觉文化的历史中，由于艺术不仅反映时代精神，也常常拷问时代精神，也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被引入了第三种元素——神，人对自然的态度更加复杂。

在中世纪宗教绘画与强调“人”的特殊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自然只是画面中的配角，是神或人的叙事的附属品。直到17世纪的荷兰黄金时代和18世纪浪漫主义，风景终于跃升为画面的主角。在康斯特布尔的田园风景中，自然是乡愁与怀旧的投射；而透纳的惊涛骇浪，则体现出自然的“崇高”，其壮美激发敬畏，自然伟力巨大、不可控到让人战栗。

只是自然作为绘画作品的主角依然要通过艺术家赋予意义。“我们再也看不见自然，只记住画家所塑造的画面。”1902年，距离最初临摹圣维克多山过去20年后，塞尚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们今天的视觉已经过度工作，被各种图像记忆所折磨。”换言之，或优美恬静或壮美战栗的自然仍是被改造过的自然，它们不是厨房里那兜发芽的洋葱，而是退却为被精准管理、裁剪、驯化过的自然。

自然是一个在观念史上多变的概念，我们无法回到一个真正自然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洛克或卢梭这些典型的现代人的意义上，自然更多是一种思考框架——但脑子里想再多，也无法彻底切断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总能潜入我们的生活，哪怕以一簇洋葱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