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阳

朋友发来微信，预约第二天晚上一起“用鳝”。“鳝”是黄鳝，是朋友的鄂籍同乡兼同行，千里迢迢从洪湖湖汊中笼捕而来的野物，据说多数短不盈尺，但也有接近一米的大货。

春末夏初之际，尝一口野味，是传统美事。得知那黄鳝不在禁捕之列，遂欣然应约。

洪湖再北六百余公里，我家乡的河塘沟渠中也有黄鳝，不过常见的底栖鱼类还是泥鳅和黄骨鱼。记忆中，乡人或囿于习惯，或昧于识见，一直不怎捕食它们，只有小孩偶尔捉来玩耍。我得识鳅鳝滋味之妙，竟是南来之后的事了。岭南河鲜、海鲜丰盛，黄鳝肉质的幼滑鲜美，堪比鲶与鳗，以之作主材制作的黄鳝山药汤、蒜香黄鳝煲，和爆炒鳝丝、红烧鳝段，最是我的心头好……惜乎三十余年来，家乡河渠有的湮没，有的石砌；星罗棋布的其他原生水体也因人口大增而一一消失，鳅鳝之类多已不知所踪。回过神来的乡亲们再去寻捕，几如空山探宝般徒劳了。

野味不止水陆荤腥，还包括野生植物的可食部分。近些年回乡探亲，赶上梨花风起时节，也会跻身踏青寻春的人群，仿如“诗经”里的古人，采采卷耳，采采芣苢……把一腔欢畅，唯有付与田头地垄的离离青绿。可叹曾漫野滋荣的野菜、树头菜，竟也眼见得稀少着，令人惘然如隔世。

其实，野味原是如家味一样的存在，显无区别。在清人李渔眼里，野味甚至不及家味有滋味、有营养。他在《闲情偶寄》中就坦言：“野味之逊於家味者，以其不能尽肥。”更早的魏晋时期医家王叔，也从养生角度说过：“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

钟情野味，恐怕主要源于文化心理。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宴酣之乐”，由“山肴野蔌”助兴；杨朔的《香山红叶》说到去乡下小饭馆吃饭，也是“几盘野味，半杯麦酒”……俱将豪情逸兴挂钩了野味，对大众饮食心理起着潜移默化作用，让人谈及野味，无不心思思、意切切，口舌生津；随着消费主义勃兴，一些人甚至滋生了以“食野”彰显身份地位和殊异经历的畸形心理。

放在人与自然关系逸弛时代，适度以野味佐餐，自无不可。当“食野”之炽盖过大自然复生能力，导致大量物种灭绝或者濒临灭绝——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则必须高度警惕了。

野味纷纷沦为自然遗产的现象，与人间的游踪纷沓和“食野”风习，正在迎头撞击。在今天的兴游路上，我们或许既要入乡问俗，更需要入乡问“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