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斯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当福楼拜的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被反复引用，那个在乡村庸常生活中窒息、在浪漫幻想中挣扎的艾玛·包法利，正在获得不少人的精神共鸣。

这种认同感来得如此强烈，又如此令人不安。

艾玛·包法利的悲剧从来不是简单的出轨或虚荣。她的真正困境在于，被困在一种永远不会改变的生活里，同时又被灌输了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全部想象。她从修道院的言情小说中学会了渴望激情，从时尚杂志上看到了巴黎的灯红酒绿，但她嫁给的是外省小镇的平庸医生，住在永远散发着煮牛肉味道的乡村房子里。她想要的生活与她实际拥有的生活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今，社交媒体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所有可能的人生版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平庸。本质上，我们都在用想象对抗平庸，用幻想抵御现实的重力。“想结束”和“想去巴黎”，这两个欲望看似矛盾，实则都是对当下生活的否定，都是在说，我不要这样活着。

更残酷的是，艾玛最终发现，那些她为之牺牲一切的激情和浪漫，也不过是另一种幻觉。她的情人们把她当作消遣，商人们把她当作待宰的羔羊，就连她渴望的巴黎也不过是另一个精致包装的谎言。

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时，用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笔法。他不评判艾玛，也不同情她，只是精确地记录她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这种冷静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真正可怕的不是艾玛个人的缺陷，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对人的挤压。她被教育去渴望一种生活，却被剥夺了实现它的所有可能性；她被鼓励去追求爱情，却发现爱情市场本质上是一场交易；她想要成为什么，却发现社会只允许她是什么。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当认同者说出这句话时，认领的不是艾玛的虚荣或者不忠，而是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那种知道自己值得更好却无法获得的愤怒。这本书的再度流行，透视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情绪，既有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对改变之难的清醒认知。

也许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为什么把自己看作包法利夫人，而是如何不做包法利夫人。这不是说要放弃梦想或者安于现状，而是要警惕那些被包装成解放的新型束缚，要识破那些被美化的巴黎幻象，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真正的连结和支持系统，而不是在孤立中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