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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口述史(第三季)丨李德家:在荒凉鱼塘边,“种”出“海上田园”

2026-06-18 08:46 来源:宝安湾


 人物简介 

李德家,中共党员,1963年出生于广西梧州,毕业于广西大学,1984年参加工作,2023年9月退休。先后在广西柳州建设局、深圳市装饰集团、宝安区建设工程监理公司、宝安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市德业基集团、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任职,具有丰富的建设工程管理经验。其中1999年至2012年在深圳海上田园建设指挥部和海上田园公司任职,亲身参与该项目的建设及海上田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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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时间 /

2025年9月28日

/ 口述地点 /

宝安区新安街道中洲华府小区

/ 本期采写 /

高山

/ 本期摄影 /

柯振涛 李雅静 林烨妍


今天回望海上田园的建设,我常觉得自己不是在讲述一个项目,而是在讲述深圳城市化进程里一段独特的记忆。那是一段从荒凉鱼塘走向“城市后花园”(这里的“城市后花园”并非地理学上的精确术语,而是用于形容城市内部或近郊具有较高生态价值、适合休闲放松的绿色空间)的历程,也是一次在资源紧、时间紧、基础弱的条件下,以决心与毅力推动出来的生态探索。1998年到2003年,海上田园从一纸规划变成现实,而我把这段历程当作职业生涯乃至人生里最重要的经历之一。那十年里,我见证了一座城市如何把生态、文化、旅游、科教等多种目标合在一起,也见证了一个项目如何从泥泞中一步步站起来,成为后来无数市民和游客的记忆。


荒滩起梦:一张蓝图与一片鱼塘


1999年,我在宝安区建设工程监理公司工作,那年被调至海上田园建设指挥部,参与海上田园建设工作,主要负责海上田园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的组织协调管理等工作。


海上田园风貌(摄于2001年)。


第一次走进海上田园项目现场,是在项目刚刚开始实施之后。那天的情景到现在都历历在目:没有像样的道路,没有成型的场地,只有左右两边大大小小的鱼塘和湿地,偶尔能看到几间简陋的小棚和村民的渔排,风吹过来是湿凉的腥味。我们把指挥部的办公和生活场所租在沙井民主村的村委和村民房里,连基本的办公设施都显得勉强。条件之差,在今天的人看来几乎不可想象,但当时的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当年建设、当年开园。


项目的目标定得很高,而前期准备不充分,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处在边设计边招标边施工的高压状态。每一个步骤在今天看来都不够规范、不够从容,但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会议、图纸、工地之间奔波,白天在现场解决问题、调度资源,晚上回到指挥部继续讨论方案、修改计划,再累也不敢松懈,因为所有工作都在以日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


市、区领导对项目极为重视,十天半个月在现场开会是常事。那并不是形式性的会议,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场决策。我们围在地图、规划图、施工图前不断讨论,有时为了一个地段的功能定位反复拉扯,有时为了一个关键节点的推进通宵不眠。海上田园规划范围24平方公里,第一期启动1.73平方公里,在当时属于大型城市级项目。而更关键的是,它不是科技园区,也不是工业基地,而是一个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提出这样的项目,是一件极具前瞻性、甚至带着试验性质的大胆探索。


为什么深圳当时要做海上田园?我认为,除了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压力,还有城市自我更新的内在需求。那几年深圳地价迅速上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而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休闲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1998年8月21日,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在深圳西部考察时提出了新的城市目标: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园林式花园城市和著名的旅游文化胜地。他特别提到,宝安沙井和福永沿海的大片鱼塘保护良好,可以建设高品位的生态农业休闲区,为深圳带来新的城市功能和新的经济优势。我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深圳并不只是追求速度,而是在谋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立项于1998年12月2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是这个项目命运真正的转折点。那一刻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不再只是一个地方设想,而是上升到了全市的战略层面。也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实施中,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我们都明白,这是城市交给我们的任务。那种责任感支撑我们往前走。


我记得最初几个月,我们在指挥部开会常常要开到凌晨,方案不断修改,规划不断推敲。数十位全国建设方面的专家前来讨论,他们从生态、农业、规划、旅游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观点彼此矛盾,但在激烈的讨论中逐渐形成共识。四家国内著名设计院参与了规划研究,每一次研讨会前后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才能理解鱼塘地貌、潮汐规律、红树林的分布与保护需求。那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一个生态项目的复杂远超一般工程,它牵涉的不是单一技术,而是系统思维。


在那种环境中工作,说不辛苦是假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交通不便,每天都要走泥路、踩软地。晚上回到驻地,衣服上常常还挂着泥点,蚊虫多得像云一样。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摊着图纸一遍一遍讨论。要把一片荒凉土地变成城市后花园的愿景,支撑着我们所有人。多年后我常常回想,那段艰苦岁月,其实是海上田园最重要的起点。


限期开园:在泥泞、软基和台风之间抢进度


1999年1月破土动工,但真正复杂的工作其实在开工前就已展开。最艰难的第一步,是数百亩鱼塘的征用与租赁。那时的鱼塘分布碎片化、权属复杂,既有村集体,也有个人承包,还有代养关系,每一个塘都要谈判、要丈量、要签约。为了保证进度,我们每天奔走在村委、鱼塘、指挥部之间,常常谈到深夜。那段时间,我对沙井和福永的每一条路、每一块鱼塘几乎都能说出名称和走向,甚至能凭记忆还原哪一片塘深、哪一片塘浅。


设计深化和招投标同样耗时。因为项目没有同类可完全对标的案例,很多设计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推敲和修改。生态度假村、芦花湖、水上街市、红树林观赏区……这些如今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景点,当时都是从最初的手绘草图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主设计师赖聚奎六十多岁依旧天天住在现场,他常带着画板和笔,在鱼塘边、在堤岸上、在半成品的道路旁反复观察,一笔一笔地画建筑线条。他说:“自然给了什么,我们就从什么出发。”这一句话,我记了二十年。


真正进入施工后,海上田园的巨大挑战才显露出来。最难的,是土地。整个区域软基深厚,承载力极差,没有哪一块土地可以直接施工。我们用了吹填沙、外运土方、水泥搅拌桩、土工格栅等多种工艺,还要做碎石滤层,层层加固才能建路、建景点、建建筑。但软基治理不可能短期彻底解决,沉降是长期问题。但是为了按照进度开园,我们必须尽力打好一切基础。


2000年,李德家(左二)和同事在海上田园项目部现场合影。


生态方面的压力也极大。红树林和天然水体必须保护,河涌污水要整治,园区污水还要完全自处理并回用。我们采用当时十分先进的生物接触转盘工艺,所有处理过的水都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再用于二十万平方米绿化的浇灌和湖体补给。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态处理水平已经十分领先。


而在管理层面,最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在2001年7月的超强台风“尤特”袭击期间。海浪先冲垮了第一道防浪堤,很快逼近西海堤。当海水高出堤面六十公分,只剩十公分就要漫过时,现场一度陷入混乱,甚至有人喊“快撤”。如果海水真的漫过,沙井和福永可能都会被淹,海上田园整个项目也会“泡汤”。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指挥部领导从区三防会议会场赶到现场,站上防浪墙,迎着狂风大浪指挥抢险。他让所有人立即回到岗位,开始备料加固。我当时心里说不上是害怕还是担心,只觉得那是一场必须赢的战斗。最终,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潮位开始下降。海水悄然退去,危机解除。后来有人问我那一刻是什么感觉,我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海上田园不仅是一项工程,而是人的意志与自然灾害之间的一次较量。


在工期最紧的时候,园区同时有四百多个合同段、上百家施工单位、上百个工种在施工。每天都有需要现场决策的突发情况:道路坍塌、软基沉降、材料延误、资金调度、景观调整……任何一件拖延,都可能影响整体进度。我们只能边走边解决,边解决边推进。那几年,我的生活几乎就是在园区里度过的,指挥部就是家,工地就是日常。开园前的验收更是无数次挑灯夜战,资料要补充、问题要整改、设备要调试,持续不断的高强度连轴运转状态,节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靠意志在支撑。


海上田园芦花湖花灯巡游布置,摄于2001年秋天。 (海上田园供图)


但也正是在这种极限压力下,海上田园真正成形。芦花湖有了波光,度假村的屋顶冒出了形态各异的建筑,水上街市开始呈现岭南水乡的样子,红树林区迎来成群的鸟类,芦苇荡迷宫逐渐显露路径。我们看着那些一点点从图纸走向现实的景象,才终于敢说,海上田园真的要成为一座“活的园区”了。


全局考量:深圳的生态留白与向绿而行


如今回头看,海上田园留给我的启示远不止一个生态旅游区的建设经验。它几乎涵盖了深圳在重大城市项目中的全部能力:科学规划、跨部门协作、制度建设、公开透明、团队管理、技术创新——所有这些,都是项目能在艰难条件下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前期科学规划的重要性。海上田园前期做了大量专家论证和多方案对比,而事实证明,这些讨论奠定了项目的基本方向,即生态优先、保护为先、功能复合。这使我们即使在后期不得不边建设边调整时,也不至于偏离核心理念。


透明公开的招投标制度也非常关键。在当年,统一执行规范流程、坚持公平竞争,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正因为坚持制度,项目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维持相对稳定的秩序。


团队专业性同样重要。海上田园的团队并不算最精锐,办公条件简陋,但所有人都具备极强的责任心和专业素养。我们互相替补、互相支撑,在最紧张的时期,可以连续几十天保持高强度工作,却从没人说过一句退缩。


技术创新更是项目的一大亮点。无论是软基处理、污水回用、生态修复,还是以生态为核心的建筑理念,都是当时深圳十分先进的实践。生态度假村采用“穴居、洞居、树居、船居、杆栏居、螺姬居”等还原人类居住方式的设计,是国内极少数以生活文明演进为线索的建筑群。红树林保护、自然湿地再造、芦苇荡迷宫等景观,也都让游客在体验中学习自然。


当年项目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由于地质条件和经费限制,不得不取消西海堤景观长廊等较大的景观设置。而启动区面积偏小,也导致一些功能布局没有得到充分拓展。如果能够再来一次,我会希望项目启动区面积更大,生态空间的连续性更强。


但总体来说,海上田园的建设经验对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科学规划、跨部门协作、稳健制度、创新技术,以及最关键的——对生态文明的坚持。深圳能在城市化进程中保留这样一片绿地,是一种远见,也是一次勇气。


实验答卷:是生态屏障、市民客厅,是发展远见


在深圳1993到2003年的城市建设史上,海上田园的意义十分独特。科技园区代表产业,交通枢纽代表速度,文化设施代表城市气质,而海上田园代表的是深圳对生态文明的追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对城市多样性的追求。它补齐了城市生态体验的短板,让深圳市民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田园型休闲空间。


从城市生态角度看,它通过保护红树林湿地、恢复水体生态、引入生态农业示范区,成为深圳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


从休闲功能看,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亲水、亲绿、亲自然的空间,曾经的黄金周一天接待数万人,那种热闹程度让我至今记得。


从文化影响看,它展示了深圳的海洋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让人们在游玩中认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


在深圳生态旅游和城市休闲的发展上,海上田园的成功是一种样本。它证明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不是矛盾的,只要方式得当,两者可以共同提升。它也证明,一个城市需要的不只是钢筋水泥,更需要留给人们放松、学习、感受自然的场所。


海上田园未来要如何发展?我最大的愿望是它能够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需求,借深中通道提升客源辐射力;能够在政策支持下引入更多智慧化、数字化的技术,让生态旅游更具时代感;能够让公众更多参与,让市民成为园区真正的主人。我希望它继续丰富科教功能,让孩子们在这里理解湿地、理解生物多样性,也理解深圳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最后,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海上田园,我会说:这是深圳在快速发展中留给未来的一份珍贵礼物,而我有幸参与,亲手将它从荒凉建设成风景。



 记者手记 

在细节中重现20年前的决心



整个采访中,我一直被受访者讲述的细节吸引着。他的声音时而平缓,时而加快,手势也随之变化,有时候握拳,有时候轻轻比划,仿佛在空气中描绘当年的工地、方案和决策。每当谈到项目遇到的难题,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目光专注,像是在脑海里重现那些紧张瞬间;谈到项目成功时,他的嘴角会轻轻上扬,眼睛里闪烁着一丝自豪。


采访过程中,他不时停顿,沉默里带着思考,好像在和自己的回忆对话。我能感受到他对每一件小事的认真:从方案讨论、团队协调,到突发状况的应对,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压在肩上的责任,却也让他倍感充实。尤其是讲到那次台风险情,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手指微微颤动,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紧迫和压力。


在这种讲述的节奏里,我深刻体会到,这不仅是一段项目历史,更是一段关于坚持、智慧和责任的生命体验。


整个采访结束时,他微微靠回椅背,眼神中带着回味和释然。我意识到,他希望大家知道的,不仅仅是海上田园的建设过程,还有在压力和挑战中依然保持热情与信念的精神——那份为“梦想”付出的执着,才是故事最真实的重量。(高山)


出品宝安区政协 宝安日报社

总策划姚刚

策划杨雁

监制王剑锋 刘宗恒

统筹郑礼军

执行丨何一航 王梦郁 柯振涛 何冬英

文字丨高山

摄影丨柯振涛 李雅静 林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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