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世伟，197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2008年接任久裕交通器材（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任久裕交通器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起担任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石岩联谊会会长。

/ 口述时间 /

2025年9月18日

/ 口述地点 /

久裕交通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 本期采写 /

邢易知

/ 本期摄影 /

邢峻豪 李楚玲 李雅静

1992年，受行业伙伴带动，我从台湾地区跨过海峡来到宝安石岩，一晃已是30余载。刚来的时候，这里土路纵横、野地连绵、环境简陋，没人能预见这片土地日后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从老旧厂房起步，劈山拓地建起新厂区，凭着一股子闯劲过难关、谋发展，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深耕。我有幸见证宝安从关外荒郊，崛起为实力雄厚的产业高地，久裕也在这片沃土上完成了一次次蜕变成长。一路走来，步履坚定，收获满满。

台湾起家

跟随客户落地宝安

从我爷爷那辈算起，我们家在自行车这一行已经扎根了五十多年。中间也尝试过转行，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最熟悉的自行车行业。

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爷爷在台中县丰原区（现台中市丰原区）创立了永裕工业社。得益于当时台湾经济的腾飞，工业社慢慢步入正轨、初具规模。从最初的租屋办厂到后来有能力买地建厂，一路打拼虽然辛苦，但也有了不小的收获。

自行车这一行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喜欢“单打独斗”，而是讲究“抱团取暖”。龙头企业在哪里，上下游企业就会跟到哪里，大家聚在一起发展，协作效率高，成本也能降下来。1992年，深圳改革开放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正是这一年，我们跟随客户美利达、华庆的脚步，从台湾来到深圳宝安，在石岩汽车站旁的石岩老街租了厂房，具体位置现在记不太清了。当时和我们一样从台湾过来的厂商有二三十家，分布在沙井、石岩，还有当时属于宝安的龙华等地。

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1992年第一次来到宝安的情景。那时从台湾过来的路线很曲折，要先从香港搭大巴到罗湖，再转车前往石岩，前前后后要花差不多10个小时。我第一次到罗湖已是傍晚，过了梅林关再往石岩赶，又颠簸了接近6个小时。那时候的深圳，被“二线关”分为“关内”和“关外”，两边的面貌差别极大，关内特别是福田、罗湖一带，已经建起了不少高楼大厦，可一到关外，路边都是野草。初到宝安，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发现这里的物价格外便宜，一碗面不到1块钱。但是路况比较差，基本都是黄土路，车子开过会留下深深的车辙，水泥路、柏油路更是少见，甚至还能在马路上看到逆行的牛车。这些场景，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个地方要发展起来，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可谁也没想到，宝安后来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成本优势显著

宝安成为制造业企业倾心之地

除了跟随客户的天然动因，我们最终决定来到宝安，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台湾的业务遇到了瓶颈。20世纪70至8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崛起，与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繁荣的背后，我们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却面临着物价飞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等难题。最棘手的是，愿意投身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人力严重短缺，加上台湾本就地狭人稠，我们想扩建厂房、稳定招工变得难上加难。

相比之下，当时的宝安在这些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吸引力。我们算是行业里嗅觉比较灵敏、来宝安比较早的一批企业，刚到这里就被充沛的劳动力资源震撼。那时在台湾，一名工人的月薪在1万到1.5万新台币之间，折合人民币两三千元。而在这里，同岗位的工人月薪只要120元人民币，人力成本差距非常大。招工情况更是天壤之别，我们刚放出500个岗位的招聘信息，门外应聘的队伍就已经排得长长的，这在台湾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当时的台湾制造业已经需要从泰国、越南引进外劳，而我们在深圳不仅找到了充足、稳定的劳动力，更得益于同文同种的天然优势，沟通毫无障碍。

此外，土地成本的优势也至关重要。当时在宝安获取工业用地的成本远低于台湾。实惠的土地、充沛的人力，加上蓬勃的市场机遇，多重红利吸引着像我们这样的制造业企业来到深圳、扎根宝安，开启新的事业。

建厂初期，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用工问题。早期招工虽然火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能操作精密机械的技术工。当时来应聘的大多是原本在家务农的劳动者，对机器非常陌生。为此，我们每个月都要从台湾调派资深技术员工过来，从零开始、手把手地带教。另一个头疼的问题是流动性，每到年关，大批员工会返乡过年，不少人无法按时返岗或直接选择离职，当时我们的人力招募有很明显的季节性，中秋和春节后都需要进行大规模补员。

除了用工，供应链也是一个挑战。当时我们生产所需的氧化、阳极等表面处理工艺，在本地几乎找不到配套厂商。设备维修更是难题，早期的机器大多从日本或台湾地区采购，每次故障都从台湾请工程师过来，成本高且耗时久。幸运的是，我们落地没多久，深圳、东莞一带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本地机加工技师，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就连最初完全依赖从台湾采购的刀具、模具，后来也逐步被本地供应链替代。这个过程，正是宝安产业生态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缩影。

买地建厂

完备产业链助力久裕转型升级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深圳举全市之力提升深南大道景观。当时机械设备不足，在工程最吃紧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工人排成长龙，靠人力完成了整条道路的景观搭建。这个场面让我深感震撼，我从未见过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和精神，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也让我更加确信当初选择来这里是对的。

▲20世纪90年代初，久裕在石岩汽车站租赁的老厂房。

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没有错。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欧洲市场，1992年到1998年这7年间，深圳工厂的出口额快速攀升，几乎赶超台湾工厂。可以说，深圳厂的产值撑起了公司的半边天，这样的业绩增长和发展潜力，让我们下定决心从“租厂经营”转向“买地建厂”。1998年，我们启动了新厂房的建设，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石岩地区石头多，地质条件相对复杂，我们现在的厂区原本是一座山，光是炸山平整土地就耗费了近两年时间。

最初，我们租用的厂房是由老旧农房改造的简易车间，宿舍十分拥挤，一个房间要住8个人。新厂建成后，我们的生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了规划合理的厂房和宿舍楼，物流动线更加顺畅，搬运成本也大大降低。

从2008年起，我们开始全面推进自动化改造和自主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宝安完善的产业配套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尤其是自动化转型阶段，我们需要的机器人及控制系统的专业人才，在宝安都能找到，所需的零部件和配套服务，也都能在周边快速获取，这大大加速了我们的创新进程。

如今，我们不仅完成了基础的机械加工升级，还成功研发出全球独有的自动组装机台。可以说，没有宝安这样完善的产业生态和良好的创新环境，我们的转型升级之路不会走得这么顺畅。

“撤镇设街”

企业服务更主动更靠前更精细

2004年，宝安“撤镇设街”，起初我对这些行政名称的变化没太在意，只觉得有点陌生、新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感受到这一改变带来的积极影响：一切变得更加透明、规范，政府职能划分得更清晰，我们了解政策法规的渠道更畅通，还有了专门对接企业的工作人员。

▲千禧年初，久裕在石岩石龙仔村新建的厂房。

这些变化对台商群体意义重大。在台湾，我们很少主动接触政府，对政策的了解也比较有限。但在宝安，工作人员会主动上门，告诉我们哪些政策可以申请、哪些福利可以享受，这种差异让我感触特别深。早期，我们与政府的沟通主要依赖面对面交流，效率不高，有些补贴申请的窗口期可能只有一周，靠口口相传很容易错过，比如早期很多台商就不知道还有退税政策。后来有了QQ，但我们不太习惯使用。直到微信普及，沟通才开始从面对面转向线上，变得直接高效，信息可以第一时间传达，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

沟通渠道的顺畅，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政府对企业的重视和支持。2008年，我参加了宝安区的一场会议，会上提出“以企业为尊”的口号，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利好，也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政府给予的资源和支持越多，意味着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也越重。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不断提升自身，保持高水平经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从2006年起常驻宝安，20年的发展中，我们经历了多次关键转折，也克服了许多困难。第一次是开拓内销市场。自行车零部件行业过去99%依赖外销，2008年至2009年间，我们开始尝试开具税票做内销，这一决策在当时面临很大的内部阻力，因为会增加额外成本。但我坚信，中国大陆内需市场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不提早布局就会错失良机。最终我们坚持了下来，成为行业内较早转型内销的企业。

另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合规经营，早期我们习惯在问题发生后才去解决，但大陆的法规更新和执行速度很快，可能今天发布、下周就要执行，这与台湾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立法周期完全不同。为此，我们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即时追踪法律变化，一有更新就立即研究应对。同时，得益于政府搭建的线上服务平台，我们能直接、快速地了解到最新政策和法律动态，比在台湾了解政策更方便，应对也更加从容。

回看这段历程，我对深圳和宝安最深的感受，就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从前更侧重“管理”，如今从方方面面做“服务”，这也是支撑我们在此扎根发展的重要力量。

立足宝安继续逐梦

服务台商共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来到宝安时，正值大批台商成体系地来宝安投资的高峰期。最早过来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这些基础制造业落地生根、形成规模，产业链逐步延伸，芯片、PCB等高精密的产业也陆续跟了过来。

随着时间推移，经营环境与成本结构不断变化。2004、2005年，受综合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出现了一轮较为明显的台企外迁潮，后来也陆续有企业迁出。如今新来的台商，更多集中在文创、服务业等领域，传统轻工业企业在宝安落地设厂的比例已大幅降低。这一变化让我意识到，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持续转型升级，主动适应外部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我们所在的自行车行业就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在深圳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已为数不多，但我们不仅能留下来，还能持续盈利，靠的正是产品与技术的升级创新。

台商企业要实现更好的成长，台商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非常重要。深圳台商协会的核心职能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沟通政府，服务台商”。久裕虽然早已加入台商协会，但我直到2010年才开始接触协会工作，直到后来担任石岩联谊会会长，才真正体会到这八个字的分量。

正如之前所说，台商在政策信息获取上往往比较被动。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更畅通的沟通渠道，将街道、区里发布的相关政策，原原本本、第一时间转发给所有会员企业，尽可能减少信息断层，帮助企业快速决策、规避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协会也一直致力于成为台企台胞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桥梁。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不同，同一件事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这就需要协会从中“润滑”。我曾参与协调过一起因征地引发的矛盾，双方目标一致，但在推进节奏和方式上存在分歧，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精准把握各方的核心诉求和底线，找到最佳平衡点，推动问题解决。这项工作相当不易，沟通也常常陷入僵局，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巧。所幸在市、区、街道各级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协会在台商群体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台商之间的凝聚力也日益增强。

我人生近半的时光都在宝安度过，对这片土地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和期待。这座城市年轻又富有活力，与我的个性以及自行车行业追求创新的特质高度契合。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宝安，期待在产业政策、人才引进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实现更好发展。我们的目标是让久裕摆脱传统制造的标签，成为能够紧跟时代、持续创新的新型制造企业。宝安，将始终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坚实基地。

记者手记

半生耕耘在宝安

在久裕交通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的会议室，我们见到了陈世伟，他早已到场，并特意换上了公司工服。采访开始前，他多次调整身后展示的自行车车轮角度，确保久裕的LOGO在镜头中清晰展示。这个小小的举动，更像是一份无声的信念，承载着他对产品、对品牌、对这片土地的深沉情感。

当年选择来宝安发展，陈世伟并不是参与者，他从长辈的口述与自己的见闻中，一点一滴拼凑出那段拓荒岁月的轮廓。从台中市不到50平方米的厂房起家，到成为全球中高端自行车零件的领军品牌，从最初单纯的代工生产到拥有多个自主品牌，这条路，他们走了50多年。

在他的讲述中，最动人的是那些不经意的细节。他清晰记得建厂时就加入的老员工，“我看着她们从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路成长，如今都快当奶奶了。”语气里既有对岁月的感慨，更有视若家人般的温情。他也始终身体力行地为新老台商提供帮助和指导，当天的采访结束后，陈世伟还要出席台商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为会员企业解读政策信息。“虽然石岩的台商企业不多，但大家都非常团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正是台商群体在宝安落地扎根、抱团发展的生动缩影。

如今，陈世伟接过了久裕的接力棒，他是这家企业的掌舵者，也是这片土地变迁的见证者、参与者。他与久裕、与宝安，在时代的车轮中共同向前，根脉相连。（邢易知）

出品丨宝安区政协 宝安日报社

总策划丨姚刚

策划丨杨雁

监制丨王剑锋 刘宗恒

统筹丨郑礼军

执行丨何一航 王梦郁 柯振涛 何冬英

文字丨邢易知

摄影丨邢易知 李楚玲 李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