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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口述史(第三季) | 温介平:从“发福利”到促《工会法》修订 宝安工会蹚出全国样本

2026-07-13 08:21 来源:宝安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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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时间 /

2025年11月24日

/ 口述地点 /

宝安区政协委员工作站

/ 本期采写 /

何冬英

/ 本期摄影 /

柯振涛 张彩玲


从3次调任深圳不成,到30余年坚守这片热土,我和深圳及宝安的缘分存在转折与奇遇。1993年,在我已近天命之年,才如愿到深圳工作。我刚到宝安工会时,头发就有些白了,10年后从工会岗位上离开时,已近全白,但我很感恩这段经历。


在宝安工作的前10年,我深度参与和见证了宝安区总工会闯出了一条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具有宝安特色的新经济组织工会工作新路子——“宝安工会工作模式”,受到中央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高度肯定,得以在全国推广,深感荣幸。


三个编制、百万人潮,宝安工会从零起步


1993年1月,宝安撤县建区,标志着其由传统农业县向以工商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区发展。当时宝安要成立区一级工会,正好缺一个工会主席,区委领导经反复讨论人选,认为我比较合适。


1993年,经历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宝安区的新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一批又一批劳动者如潮水般涌向这里。宝安从原来数十家国企发展到5000多家新经济组织,其中“三来一补”企业有4200多家;100多万的总人口里,外来务工者就有84万。


然而,与企业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工会组织不全、作用不大。一个区级工会,才三个编制。我刚到任时的工会工作环境十分简陋,就在现在新安公园旁的办公楼,筹建宝安工会的领导班子也只有一个人。当时只有观澜镇有工会,其余镇、村两级干部都没几个人知晓工会,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准备去观澜镇走一走,有个细节挺有意思。我们拨通了观澜镇工会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却答复“暂时没时间接待”。我们一连几天接着打,后来对方磨不过,便找了几家企业,带我们去了解情况。从宝安城区到观澜镇都是泥土路,我们开着面包车,颠簸了3个小时才到。从1993年5月至11月,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走进各镇、村、企业调研。


在基层看到的情况令人痛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吃不好、住不好,待遇差,有的每个月只有200块钱工资,六成以上的工人都要加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费却没有保障;住宿环境简陋,安全隐患大;伙食一般,清汤寡水的……一些工会组织也是名存实亡,而工会干部对工会工作的理解只是“发发福利”。


当时我们就想,这些工人的权益谁来维护?这样的企业工会归谁管?如果工会不去维护这些工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亏待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


织就三级工会网络体系,镇村企三年实现全覆盖


我们想把工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但光靠区、街道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


1994年6月,宝安区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们大胆提出了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工会建设思路“一年打基础,两年建网络,三年出成效”,计划花三年时间,在全区镇、村两级及区属、镇属企业全部建成工会,初步形成三级工会网络体系。

 

但是目标一提出,马上就遇到了阻力。镇、村领导干部担心推进工会组建会吓退外来资本的投入,不同意建工会,对我们避而不见;外商有顾虑,怕工会影响他们生产,怕职工与他们对抗;一些职工也不热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劳务工,不懂得依法通过工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我们摸索着从三大方面发力:


首先是统一认识。我们一遍遍下基层,“磨破嘴皮,走破脚皮”,和各级工会干部、村民、企业讲透组建工会的意义和好处,排除思想上的障碍。为加强镇一级对工会的领导,我们还与组织部联合发文,要求镇(街道)工会主席,由当地负责党群工作的副书记来当。因为他们具有一定威望,更利于推进工作。


1994年7月,宝安区西乡镇河西村成立村工会揭牌仪式。

 

其次是树立典型。说得再好,不如做个样子。1994年,我们在工会组建率高的观澜镇,抓巩固提高发挥作用,创建“达标工会”;在工会基础薄弱的福永镇抓工会组建,促镇、村工会发展;在企业中,以区属企业宝恒集团有限公司为重点,促企业民主管理。各镇、村也培养扶持自己的典型,做到层层都有典型经验。


再就是逐步推广。工会工作千头万绪,如果四面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无疑会陷入被动应付的境地。因此,我们集中力量抓重点,以点带面、分类指导,从区属一级工会到镇一级工会,再到村一级工会,逐步形成了由易到难、逐步深入、依次推进的工作路子。


1995年,全区村一级工会全部建成,基层工会也飞跃发展到1082家。至此,宝安区“小三级”工会网络体系初步建成。


三级工会网络的建立,是当时宝安工会迈得最艰难也最宝贵的一大步,为此后工会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建起1700家企业工会 宝安经验受到全总关注


有了规划的组织体系,我们又提出“哪里有工人,哪里就要建工会”。


当时整个宝安除了区镇村所属企业之外,还有2000多家外商企业和私营企业,其中的劳务工和外来人员已经达到46万,所以建立工会的工作量非常大。


1995年1月23日,时任全国总工会调研室主任李永海到蛇口视察工作,听说宝安工会有新举动,便来到这里,让宝安区总工会汇报工作。在听完“三级工会网络体系”后,他当即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宝安工会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建立工会。这是一个突破,你们只管齐步走,不断探索。”


这是个不小的挑战,我们只能全力以赴。但是建工会不能一哄而上:只重数量,不重质量。1995年底,我们提出“三个一”组建工程,即“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巩固提高发挥作用一个”。参考“小三级”宝安工会网络体系的建立经验,“让典型说话”。


令人欣慰的是,到1996年秋,就新增企业工会1400家。到1996年底,突破新增1700家。当时,这些数字在全国都是惊人的。


都说“人心齐,泰山移”,宝安组建工会的快速步伐,离不开一批合格的“工会活动家”。那时候的工会办公室,一般只留一人接电话,其余的都下基层去动员。我们一直教导工会干部,要怀着“诚心、爱心、细心、热心、恒心”这“五心”,去为职工和企业服务。


松岗镇总工会副主席张菊香便是一个坚持用“五心”开展工会组建工作的人。当时为了在村一级推动建工会,她“见缝插针”找到村干部和投资者动员。其中,溪头村某厂的港方老板,连续几次都找不到人。一天,张菊香在车上遇到他,便抓住闲聊机会做工作,终于说服了港方老板,使这家企业建立了工会。1995年,全镇的组建工作已接近尾声,某村的组建任务依然未动。在多次找不到村干部后,张菊香便打通住宅电话做该村干部妻子的工作。由于心诚,终于感动了这位村干部,推动了这个村的工会组建。


最早开展组建工作试点的观澜镇工会主席潘万廉也是一位自找苦吃、知难而进的人。单是广日电子厂他就跑了7次,一次次耐心地做工作,终于使厂方同意组建工会。他还与工人、投资者广交朋友,给外商投资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日资企业合众纽厂的负责人曾对他说:“我交了你这个朋友,感到十分高兴。”


新安镇的工会干部温燕欢为维护职工的利益四处奔走,一年多里,她为230多名外来劳务工讨回公道,被外来劳工誉为“劳工卫士、人民公仆”。


像这样的工会干部数之不尽。正因这个队伍逐渐壮大,我们的步子才得以越走越稳。


工会架起企业和职工之间的“连心桥”


“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疑问。甚至有投资者说:“我们来办厂就是来赚钱的,厂里有了工会后,两天开会三天罢工,我们无法管理。”


于是,我们通过上门交谈,开办各类培训班,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大家知道组建工会的目的,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改革、发展和稳定作贡献。


20世纪90年代,全区每年有9000多宗各类劳资纠纷案件。松岗镇有家制鞋厂工人连续罢工好多天,损失很大。期间,我们每天去厂里协调,蹲守至凌晨,让厂里组织3000多名职工代表开会沟通。每次和工人见面,我们的开场白都是:“兄弟姐妹们!”让他们感受到,工会和他们紧紧站在一起。最后终于做通工作,工人复工。后来,我们还帮这个企业组建了工会,开展劳动竞赛和推进技术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


曾经有位外来劳务工因企业拖欠工资,先后9次找老板交涉都被拒。这位劳务工找到工会为他讨回了公道,感叹:“看来工人还得靠工会!”


那时,安全生产问题令企业非常头疼。工会便积极联动企业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生产技术活动,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比如,鼓励企业在员工中开展劳动竞赛,每个月一个车间选出几名优秀员工,每名优秀员工奖励200元左右,差不多是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吸引力还是很大的。观澜镇喜必达制衣厂工会就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劳动生产率提高18%,产品合格率上升28.9%,职工出勤率达100%。


“员工流失率高”也让企业很苦恼。工会如何帮助企业提升工人的归属感和融入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打拼?


我们开展了各类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比如,观澜镇总工会与樟坑径村建立了广东省首家设有财会、电脑等专业班的村级职工业余学校;沙井镇黄浦联合工业公司工会兴建了公园、图书室、医疗室、卡拉OK歌舞厅等娱乐场和设施,免费给职工使用;溪头村文化娱乐中心有10多个活动项目,劳务工每人每月只需交4元钱领取一张月卡,即可凭卡参加所有项目。


1995年,我们在一家台资企业走访时了解到有约10对职工要请婚假,便思考为职工办集体婚礼。说干就干,1996年元旦,我们联合企业办了一场集体婚礼,给职工送上新婚礼物和慰问金。这家企业就是后来的艾美特,曾荣获“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此外,全区还开展了“宝安区先进劳务工”评选工作,一个镇2个名额,第一年评选了20人。区委、区政府根据工会的提议,对11名先进外来劳务工给予解决宝安户籍和免收城市增容费的奖励,并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我们通过这些举措和活动,培育了企业文化,活跃了职工生活,稳定了职工队伍,提高了职工素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工会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当时台资企业厚宏日用制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晓亮常说的话。这个厂成立工会仅一年,创汇和产值就上一个大台阶。他经常感慨:“宝安工会是与投资者合作共事、共谋企业发展的工会。”


“宝安工会工作模式”全国推广,各省市慕名取经


听闻宝安工会的迅猛发展,全国总工会、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到宝安调研。


1996年8月,调查组写了一篇《全新的区、镇、村经济发展公司三级工会网络体系——关于深圳宝安区新经济组织工会工作模式的调查报告》,上报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报告中写道:“这一带有方向性、前瞻性的创新和突破,展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对全国蓬勃发展的2200多万家乡镇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发达地区有较强的典型示范作用。”


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看了报告后批示:“宝安的经验很好。他们在创建新经济组织工会的领导体制和开展工会其他工作的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借鉴。”


报告又被报送给中央领导,得到批示:“深圳市宝安区工会工作的经验很好。赞成认真加以总结,组织探讨,以推动在新经济组织中,尤其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组建工会的步伐,促进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搞好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7年4月,全国工会“宝安工会工作模式”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宝安召开,全国省一级工会、地市级工会250多人参会。会后,全总政策研究室将相关材料汇编成册,拟取名为《宝安模式》。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模式有时代的局限性,可宝安区总工会的经验不是一种固定的方法,而是一种跟着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革和创新的思路,这是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最终,这本书定名为《宝安之路》。


1998年,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宝安工会工作模式”被写入大会工作报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讨论。同年10月24日,宝安区总工会荣获“全国模范区工会”的称号,为广东省唯一。我也有幸荣获“广东省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去了人民大会堂领奖。


就这样,宝安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全国的工会都来宝安调研交流。仅1997-2002年间,我每年要接待110多批调研队伍。


1999年,宝安区公明镇在企业指导开展员工运动会。

 

有一年,全国14个省市工会共400多人要来宝安调研。接到消息时我们发愁:上哪里去找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场地?后来我们联系深圳大学,借了他们的会场宣讲。天津市也邀请我去讲课,市委领导主持会议。后来,他们又到宝安参观,感叹:“宝安工会经验永远学不完!”


2001年修改《工会法》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也为它提供了依据。原有的《工会法》要求工会只需建立到区一级,但是宝安的经验证明,工会建立到镇一级很有必要。为此,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工会法》进行修改,增加“企业职工较多的乡镇、城市街道,可以建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内容。


当年,时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永海来宝安调研时,用五句话总结了“宝安工会精神”:自找苦吃、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敢为人先、有为有位。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宝安工会不断突破、有所作为,才有今天的地位。现在不管我走到哪里,大家依旧亲切地喊我老主席。这正说明宝安工会尽到了应尽的职责,蹚出了一条工会工作的“宝安之路”,没有让众多在深圳奋斗的兄弟姐妹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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