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时间 /

2025年10月20日

/ 口述地点 /

受访者家中

/ 本期采写 /

李宁豫

/ 本期摄影 /

邢峻豪 李秉容 林烨研

宝安自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建县以来近170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资料显示，在明清期间有过6次地方志的编修（一说5次，其中明崇祯八年那次只有序言而志未修成），现存只有清康熙二十七年《新安县志》和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今人称为旧志，嘉庆《新安县志》之后近200年宝安未再正式修志。1997年《宝安县志》正式出版，这是宝安第一部以“宝安县”冠名的县志。从1987年正式启动，到1997年正式印刷出版，《宝安县志》的编纂工作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我经历了从启动到成书的全过程。

▲曾观来任执行主编的《宝安县志》。

启动（1987年夏）：57个专业志编写工作全面铺开

县志也叫地方志，简称方志，和国史、家谱并称“史学三宝”。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县志》编纂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中间的160多年时间，宝安没有编修过县志。1985年3月，宝安县委、县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成立宝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县委副书记陈锦福任编委会主任（1987年3月编委会主任改由县长廖运桃担任，至1992年12月），下设县志办公室。1985年4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修志工作的汇报》，同时成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了首轮修志工作的基本原则、体裁体例、人物立传等内容，主要包括：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三新”原则；横分竖写，分门别类，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不溢美不隐恶，秉笔直书不作评论；内容以经济社会建设为主；政治运动不设专章，分散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中记述；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志是主体，等等。每部县志以120万至140万字为宜。

《宝安县志》内页。

县志办当时只调进一个工作人员，做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如：以编委会名义确定须承担编写57个专业志任务的单位，复制其他地方县志编目供本县参考，遵循《暂行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凡例》初稿，作为编纂的规范。其中设定了记事断限，上限一般在1911年，有的可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定在1986年。同时订购书籍，添置办公用品等。

头几年具体的编撰工作基本未开展。1987年5月，编委会召开第一次县志编纂工作会议，有编写专志任务的各单位主管领导出席会议。7月初，举办了第一期为期5天的专志主笔培训班，广东省、深圳市方志办领导亲临授课并指导，县志编纂工作从组织编写专业志开始全面铺开，正式启动。

我于1987年7月从宝安中学调入宝安县志办公室，因为各个专业志的编写任务已经分摊下去了，这个时期我主要是自学，研读了《方志史》《方志学概论》《地方志编纂》三本专著，以及有关专业志编写的文章。这期间，经常有各个编写专业志的工作人员到县志办聊天、交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我们还经常下到各个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工作动态，先后编辑了13期《宝安县志通讯》，对加强各专志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起到了一定作用。1987年，我们去了兴宁、南海、珠海、惠州等地学习修志经验，后来南海县志办也到宝安来进行业务交流。稍后我们又去了东莞、三水、从化取经，三水县志办也回访了宝安县志办。

1988年9月，我们和区档案馆一起牵头，组织8个专业志主笔去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为期十多天。

分志（1987年夏-1993年）：进度缓慢，记事下限从1986年延至1992年

《宝安县志》原定1990年完成，要求各专志初稿在1988年上半年完成，实际上到了1990年，上交到县志办的专业志稿只有六七个。县志办工作人员曾增至4人，后来陆陆续续都调走了，仅剩下我一个业务人员。面对这样的进度，1990年七八月份，编委会召开了一次专志单位领导会议，县长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务必完成任务。县志办又搞了一次专业志讲座，对所有专业志主笔进行了一次培训。

1990年，南海县志办一行来宝安县志办访问交流（后排中为曾观来，后排左三为宝安县志办工作人员）。

这之后，各个专业志的编写速度加快了，之后的两年陆陆续续有专志稿交上来。交来的清稿绝大部分是用县志办提供的统一的16开方格稿纸，每张500字，这样方便统计字数。到1992年12月底，57个专业志交上来40多个，较有质量的是教育志、卫生志、文化志、城建志、工业志、共青团志、农业志。其他一些专志是不合格的，给接下来的总纂增加了难度。

考虑到下限1986年太短，1991年，县志办发了通知，把记事的下限下延至1987年。

到1993年进入总纂的时候，又将下限下延至1992年。因为1993年宝安县撤县建区，如果下限定在1987年，那1987年至1992年这几年宝安县的历史就会遗漏，回头再要重新收集，难度就大了。这四年的情况，最后以“附录：1987-1992年宝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统计表”的形式呈现。

宝安县志的编纂过程是很曲折坎坷的，工作启动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单位都集中精力搞经济工作，县志办是“清水衙门”，门庭冷落。

曾观来晚上在家里加班审阅专业志稿。 （曾观来的妻子摄于1992年）

1992年12月底，在宝安县城电影院召开干部大会，市委副书记李容根宣布，撤销宝安县，建立宝安区和龙岗区，然后宣布副科以上干部分配名单。我被留在宝安区，分管县志办的宣传部部长黄伟祥被分配到龙岗区，接管县志工作的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松林，两人并列为县志编辑部主编，我为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1993年，区公安局发出通知收回原宝安县各单位公章，县志办的公章被同意留下继续使用至《宝安县志》编印工作结束，区里的编制机构自然就没了“县志办”。我在这样的人事背景下工作显得非常尴尬。但我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总纂（1993年10月-1995年春夏间）：从400万字到150万字

到1993年初，收到了57个专业志的约百分之八十，省方志办给出意见，总纂可以先行一步。我拟定了县志总纂方案交给编委会，方案包括成立总纂编辑部，提议从有关单位抽调几位编纂能力比较强的人员。县志办发函给好几个单位，但没有一个人肯被借调。

1993年10月，所有专志编写任务全部完成，加上零零散散的资料有400多万字。总纂迫在眉睫。我们聘请了中山大学6位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和我共同组成编辑部，我制定编目及各编章大概字数，几个人分工编纂。

年底，我萌生一个念头，壮着胆子去广州请原东江纵队司令员、宝安县志顾问曾生题字，他在病中欣然答应了。两周后，深圳市老干中心来电通知我去取字。我拿到那书写在宣纸上，盖了“曾生”红色印章的中楷，高兴极了：一桩钩悬已久的心愿得偿。这幅题词是：“宝海宝地，盛世修志”。

总纂用了一年多时间，到1995年春夏间完成初稿，省方志办要求提交打印稿。到外面请人打字要3分钱一个字，于是我们请了一名专业电脑员来办公室打字，遇到一些生礔字、专业名词、英文符号等，我也方便指点他。两个月下来，打印出了150万字的总纂初稿，共用去7500元，比到外面打印节省了约4万元。我们经过初步的校对后去向马松林汇报，马松林建议先内部出版，我说先请示一下省方志办吧。几天后，省方志办主任黄勋拔带着三四个业务指导人员来到宝安。黄勋拔语气肯定地说：“宝安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宝安县志》一定要过得罗湖桥！”几天后我把整理好的总纂稿送往省方志办。

评审（1995年夏-1996年冬）：遭遇棘手问题，忍痛对特区内事物进行切割

之后，便是评审、修改、再评审、再修改的过程。用了一年多时间。

省方志办聘请了四个广州市志办的专业人士，加上省方志办的业务人员，组成了一个编审小组进行评审。约三个月后，省方志办通知我去参加评审会，我拿回评审稿由编辑部成员进行分工修改，然后再送审。1995年年底，完成第二次评审。我拿回评审意见稿，这时，聘请人员不愿接受再一次的修改任务了，于是再修改、定终稿的任务落到我一个人身上。1996年是最艰苦的一年，我日夜苦战，完成了修改统稿，并在附录编中以《1987-1992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统计表》为题，列出25项经济、社会数据表格予以完善。还走访了市宗教处、区宗教科，以及宝安、龙岗两区现存的多处寺庙，完善了内容简单混杂的宗教章节。

在评审修改过程中理清了几个问题。

一个是“越界问题”，由于在《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很多专业志把特区内的事物都“越界”写了。1988年年中，我们对各专志人员进行了一次培训，才涉及这个问题，但不少专志主笔舍不得割爱。待到第二次参加省方志办评审会时，省方志办主任黄勋拔对我说：“深圳特区内的事物《宝安县志》不要写，由《深圳市志》写。”这个问题有点棘手。我们交换了意见，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这次修改，砍掉了有关特区内的很多内容。但是有些不能这样一刀切，比如地理编中的自然环境，梧桐山虽然主峰在特区内，但其横跨特区、宝安两地，《宝安县志》对其作了恰如其分的记录。《深圳市水利志》写的是大深圳（包括宝安县）的水利，特区内有十多个中小型水库都是在1978年前宝安县时期兴建的，都给刪除了太可惜，所以，其中有些内容我们坚持做了保留。再比如深圳水库，1959年冬动工时叫沙湾水库，奋战100天完成主体工程，1961年向香港供水，这是当时宝安县的一件大事，不能不收入《宝安县志》。深圳特区成立后，该水库对功能如何改造提升，《宝安县志》则点到即止。

对一些模糊的事物概念，我们也进行了厘清。首先是对“东江纵队”概念的明确。社会上乃至报刊文章常把1949年前在宝安参加革命部队（游击队）说成参加“东江纵队”，我们对此进行了厘清。1938年至1943年12月1日，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其间1942年2月后，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2日至1946年6月30日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7年3月至宝安县全境解放前，先后称：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

又比如地震，在评审会上有专家提出，地震应该放到自然灾害一节。宝安县自明代以来有过几次小地震，记录都是三四级以下的微震或余震，没有损失记录，有地理学理论认为，不是破坏性的地震，通常称微震，属自然现象。因此我们将其列入自然环境章地层节地震目记述。最后评审通过。

关于章节目档次的处理，方志编纂学提到，地方特色很突出的事物例如名优特产，可以在同类事物中提高档次。沙井蚝是驰名中外的名优特产，农委提供的资料也很多，我们就把“养蚝”提高一个档次，在渔业这一节里，作为五大目中单独的一大目。

在编纂过程中，难度最大、要求最准确的是建置区划沿革。宝安建县1600多年间，名称和区域隶属复杂多变，我们从现存两部《新安县志》和《简明广东古代史》中，从档案和有关典籍中搜索，仔细翻译、梳理。《宝安县志》对宝安区划历史沿革的记述，为后来深圳人撰写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提供了方便。

出版（1997年春夏间）：为抢在香港回归前出版，插队安排编印

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6编38章和附录，专志6大编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全志共135万字，彩图150多幅。彩图一部分是从一本宝安画册中复印的，一部分翻拍自宝安文化馆摄影人员提供的照片，我自己也补拍了一部分。1996年冬，最后的定稿交给省方志办，验收通过，可以付印。

我将定稿交给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当时出版社有不少市县志在排队，我向出版社说明情况，请他们优先编印《宝安县志》，抢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出版，因为香港曾经是宝安县的一部分，以此献礼有着特别的意义。出版社欣然接受，把排在前面的《中山市志》推后。1997年5月的一天，韶关印刷厂一辆大卡车运来5000本《宝安县志》，我内心的焦虑顿时化为兴奋，极度兴奋！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分配意见，宝安区3000本，龙岗区2000本。当晚，我和我办司机开车带路，印刷厂的卡车载着2000本志书跟在后面，送往龙岗区政府。老天不作美，下着滂沱大雨，好多路段有很深的积水，车辆不时摇摇晃晃，好像水上行舟。我有点害怕，也非常感慨，感觉冥冥中有种暗示。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有关县志编纂的回忆文章，题目就是《这条船，终于驶向了彼岸》。

在提到《宝安县志》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说少这少那。作为一县地方志的编修，在近200年中是首次，没有先例可以相承借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是难免的。另外有详今略古的原则，又有篇幅和字数限制，同时旧志写过的也不再重写，这些都不构成《宝安县志》的缺陷。

《宝安县志》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先后动员了200多人参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艰辛的汗水，有的积劳成疾，有的交出专业志稿就离开了人世，我是同一战壕里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我用八个字概括：众手修志，理解万岁！

记者手记

一个人的十年 一座城的百年

曾观来老先生住在宝安一处老旧小区，一间88平方米的三居室容纳了他人生的40年，也见证了他编纂《宝安县志》那10年伏案的日日夜夜。

盛世修志，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方志编修工作在全国范围铺开，擅长文史写作的曾观来踏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为之忧喜苦乐。十年间，县志办的工作人员来了又走，只有曾观来贯穿始终，而且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个业务人员。《宝安县志》成为曾观来的人生符号，提起那十年，他有太多感慨，无论在回忆文章中还是《宝安县志》的编后记中，以及这次采访的现场，他提到最多的是“理解万岁”。

“理解万岁”这四个字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历史背景：近两百年的志书空缺，需要很高的专业度，但鲜有方志专业人士可资指导；宝安建制几经废置，隶属多异，资料庞杂良莠不齐；各界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无暇顾及修志，一度导致进度缓慢；中途宝安县撤县建区，县志办不复存在，处境尴尬……每一个都像是跨不过去的坎。幸有党政部门的持续支持，幸有各分工单位及编纂成员的迎难而上，也幸有曾老先生十年苦熬，《宝安县志》终见天日，补白了康熙、嘉庆《新安县志》后宝安乃至深圳百多年的历史轨迹，成为了解和研究宝安及深圳不可替代的一部现代百科全书。

曾观来曾作诗数首回望修志心路，其中一首《修志感赋》道：潜心十载苦耕耘/花谢花开春复春/遍访广搜勤集腋/细查精核力存真/洛阳纸贵诚难再/代断层空却可循/百册万言终藏事/方知黑发不多根。 （李宁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