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先进、文明、发达城市的代名词，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走在全国城市发展的前列，然而这个大众印象中的年轻城市，却拥有超过1700年历史的建制及城建史。南头，可以说是深莞港历史的根源。

清朝康熙时期《新安县志》中的县城图。

两汉三国时期南头曾是岭南盐政中心

现在的南头城始于明朝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简称东莞所城），但南头的城建史则可上溯到三国吴国时期，而南头作为行政单位驻地更可以追溯至西汉时期在此设置的番禺盐官。

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加强集权，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推行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并在二十七个郡国中设立三十六位盐官，设置盐官令和盐官城来具体负责食盐生产和买卖。其中，在南海郡的番禺县设置了番禺盐官，管理南海郡的盐政。番禺盐官，又称东官，与岭南西部的苍梧郡的高要盐官相对，驻地在今深圳南头。这是深圳地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中央官职。《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郡……县六。番禺，尉佗都，有盐官。”

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吴末帝孙皓将吴国都城从建邺（今南京）迁到武昌（今武汉）。由于长年战争，国库空虚，迁都后，吴国经济问题更为突出。食盐关乎国计民生，官吏每月食盐均有定量供应，而百姓食盐必须以实物米交换，称“盐价米”。“盐价米”是当时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永安六年（263）交州之乱后，孙吴多次长途远征合浦，如果后勤继续由武昌方面供给的话，不仅路途遥远，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

离合浦比较近的番禺东官场，在西汉时期已经是海盐重要产地。就近取材，以产盐的收入来充当军费，对于吴国来说，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迁都武昌当年，吴国在番禺盐官旧地设置司盐都尉，用以统辖南海的食盐生产，同时修筑城池及官署，命名为“司盐都尉垒”，派军队驻守，其意义不亚于吴郡的司盐校尉（位于今江苏海盐县）。司盐都尉与司盐校尉一南一北，分别供应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及岭南地区和以建邺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

《太平寰宇记·广州·南海县》记载，“东官郡有芜城，即吴时司盐都尉垒。”崇祯《东莞县志·地舆志》记载：“吴甘露间，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司盐都尉垒是深港地区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城市建设。

▲清朝乾隆时期海图中的屯门。

东晋时期东官郡及宝安县的驻地均在南头

时间进入东晋时期，永嘉之乱后，中国北部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南方则建立起东晋政权，史称“衣冠南渡”。江南及岭南地区成为东晋王朝主要的统治区域，也是其政权赋税、兵役的主要征集地。同时，北方的地主富商也随同王室成员及大量的王公贵族一起南迁避难。南迁中，儒家观念在岭南地区越来越深入人心，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随着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为了适应大量民众南下的社会现状，岭南大量分割郡县。

▲1949年地图上的南头城和城子冈。

东晋咸和六年（331），原南海郡一分为二，在其东南部建立东官郡，同时设宝安县，为东官驻地。东官郡及宝安县的驻地均在城子冈（今南头）。此时的宝安县下辖今东莞、深圳大部、香港、澳门、中山和珠海大部分。宝安县控制着珠江口两岸的广大地区，守护着进入广州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嘉庆《新安县志》记载：“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东官郡于（东官）场之地，治宝安，即今东门城外城子冈”。根据相关资料及民国地图，城子冈位于现在的麻雀岭一带。到了南朝萧齐时期，东官郡的郡治由宝安县迁移到怀安县（一说在今惠东，一说在今东莞），南头结束了作为东官郡城的历史使命，不过作为宝安县的县城还在继续。南朝末期，原来的东官郡城逐渐荒废，后被称为“芜城”，意思就是荒废了的城池。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南头古城内乐平街10号发掘一座保存完整的东晋古墓，与此同时，还在南头古城南门外西侧，发掘出呈南北、东西走向的东晋护壕，在护壕内出土了大量东晋时期的文物。

▲南头城北门自新安建县以来就被县官堵上，在《新安县水陆塘汛舆图》新安县城一图中，标注着“北门堵塞”。

唐宋时期的军事重镇

唐朝初期，宝安县为中外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线路所经，是广州海上交通航线出珠江口后，西线经宝安离岸后，经过海南岛东部七洲列岛，进入南海诸岛，远及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重要节点，也是六朝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的重要地区。部分贸易从东线，经宝安，通往粤东、闽浙，甚至远及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一时期，宝安县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前哨站。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屯门（今南头及香港屯门地区）为重要节点。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在南头城东南海边，设置了屯门镇，驻军人数为2000人。屯门镇的衙署也设在今南头附近。屯门镇是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军事驻防区，是一个直接由岭南节度使统领的“军镇”，规模十分庞大，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海疆边防、弹压海盗，维护东南海路来往船只的安全，成为朝廷的坚强后盾。

在屯门镇设立21年后的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宝安县改名东莞县，县治也迁到了到涌（今东莞莞城），南头再次成为县城则要等到816年后的万历元年。尽管失去县城的地位，但南头还是作为军事重镇，发挥其重要军事作用。在北宋，这里则多了另外一个职能——东莞盐场驻地。

宋元时期，政府在古东莞县沿海设立归德、东莞、黄田以及官富四个盐场，东莞盐场衙署设在了南头。明代东莞所城建成后，东莞场盐课司署设在了所城南门外，山川坛之前。清迁海复界后，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东莞场大使周乾迁盐课司署与南头城内学署之西北隅海防厅旧址。清高宗乾隆五十四年（1789），东莞场被裁撤。

▲深圳博物馆还原的屯门海战场景。

屯门海战发生地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已故东莞伯何真之子何荣、何贵、何宏等因蓝玉案被斩，何真之弟何迪“自疑祸及”，便铤而走险，聚众作乱。南海卫派兵围剿，何迪在杀死官兵300多人后遁入海岛，继续顽抗。直到广东都指挥司发兵追击，才平息作乱。何氏家族的铤而走险震惊朝野，加之沿海倭患严重，于是朱元璋便派人巡视岭南沿海卫所。《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载：“甲戌，命安陆侯吴杰、永定侯张铨等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军，以备倭寇。”

在吴、张二侯巡视广东沿海卫所的当年，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在原东官郡、宝安县治所附近（今南头）开筑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归南海卫所辖，这便是现在的南头城的起点。所城共有门四个，东“聚奎”，西“镇海”，南“宁南”，北“拱辰”。城墙内外砌以砖石，有城楼、敌楼各四，警铺二十五，吊桥四，水关二。东莞守御所署设在城内永盈街。所城并不是孤立的，在城外险要处还设有六处烟墩、冈墩、赤湾墩、伏涌墩、嘴头墩、赤岗墩、鳌湾墩，作为所城的耳目，遇敌情则以烟墩通知，以便早做好防守及进攻准备。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总兵王德化在所城内东南隅建备倭总兵署。正德六年（1511），佛郎机（葡萄牙）攻占了满剌加（现马来西亚），随即侵犯我国东南海面，占领屯门澳。正德十六年（1521），时任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受朝廷之命驻守东莞所城抗击“番夷”，歼灭葡萄牙十多艘蜈蚣战船，这便是著名的屯门海战。此后，葡萄牙入侵者再犯浙江、福建沿海，已升任兵部尚书的汪鋐领军将其彻底驱逐，至此葡萄牙人可以说是闻“汪鋐”而丧胆，直至汪鋐去世18年后的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再次侵犯我沿海占领澳门。

嘉靖十五年（1536），以南头为海防中路要地，遂增设南头海防参将，全称是督理广州、惠、潮等处海防参将，驻扎东莞所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罢备倭总兵，改参将，又设备倭把总司署在城南为备倭厂。嘉靖四十四年（1565），东莞守御千户所升设南头寨，东莞所隶属南头寨。

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因惠潮已有总兵参将等官，故南头参将只防卫广州府地。万历十四年（1586），总督吴文华提议，革参将，以总兵移镇南头。五年后，南头总兵复改为参将。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建学宫，将参将署迁建于城内永盈街。清顺治初年，南头寨改为新安营。

明代的户籍制度森严，东莞所的官兵卸甲或转业后，便在东莞所城住下，形成了军户，遇有战争，则征召上阵。所以这些军户军人，又被称之为“乡兵”。

▲收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东汉制盐画像砖。

迁海令让新安县城遭受重创

万历元年（1573），在南头乡绅的请愿下，朝廷同意析东莞县设新安县，辖东莞县南部，以东莞所城为驻地。

首任知县吴大训就任后，加固东莞所城，并认为“北门当县治之背，地脉非宜，塞之”，只开通东西南三门。新安城里的主要街道有县前街、显宁街（县左）、永盈街（县右）、寺前街、新街（仓前）、聚秀街（学右）、和阳街（东门）、迎恩街（南门）和五通街（所前）等。因新安县城同时兼任政治及军事职能，因而导致了高大的城墙，高耸的城楼，密集的雉堞以及宽阔的壕沟的存在。

在防御设施不断加强的同时，新安县的行政设施、仓廩、祭祀和宗教设施的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在有明之时，人们在新安城内及环绕古城，除上文提到的军事机构衙署外，逐渐修造了新安县衙、教谕衙、训导衙、永盈仓、学宫、社稷坛、山川坛、邑厉坛、城隍庙、旗纛庙、关帝庙、汪刘二公祠、名宦祠、乡贤祠、海光寺等。

进入清朝，迁海令让新安县城遭受重创，满目疮痍。康熙八年（1669）复界后重建新安县城成了历任知县的任务。从康熙到嘉庆这一段时间里，新安知县在新安县城内外，新建了游击署、守备署、富有仓、漕运仓、屯仓、常平仓、监谷仓、宝安书院、凤冈书院、文冈书院、先农坛、忠义祠、文昌庙、水仙庙、观瀛庵、培风塔、三界庙、元坛庙、甘溪庵、天妃庙、西源庵、潮音庵、三官堂、观音阁、康王庙、五显庙、北帝庙、信国公文氏祠、报德祠、节孝祠等。

鸦片战争后，人们又在新安县城内修了东莞会馆、新安烟馆。1913年，天主教会在城内修建了新安县城第一座西洋风格建筑育婴堂。1925年以后，南头城附近又修建了中山公园、汽车客运站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南头古城东门。

南头城的毁灭与重生

民国以后，随着新城的建设，南头城渐渐“消失”。修建宝太公路时，沿线的潮音庵、西源庵及海光寺被拆毁。日军侵华时期，西城门及周边城墙被破坏；老县衙建筑最终被拆除，椽檩木材与墙砖、柱础悉数运往西丽修建沙河桥。西门内外的天妃庙、城隍庙、三官堂被拆毁；东门外的关帝庙、文昌庙、忠义祠、水仙庙、乡贤祠、名宦祠、学宫等也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消失。

1953年，宝安县城由南头迁至深圳，南头由县城降为公社。上世纪50年代末，东、南、北城墙上的城砖被拆走，用来砌筑炼钢炉。于是有条件的人们开始在城墙的旧址上修建住房。同时，护城河也被填埋，形成宅基或鱼塘。“文化大革命”时，社稷坛、先农坛、邑历坛、山川坛、观音阁、康王庙、关帝庙、北帝庙、节孝祠、五显庙、观音庵、三界庙、元坛庙、甘溪庵等坛庙及寺观被拆毁。

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南头城一再缩水。1986年，南头中学扩建，将古城西部剥离出去；1998年，南山区政府对中山公园进行改造，将残留的北城墙及部分山林作为公园景观，并修建了新的围墙，于是古城的北部也被剥离出去。

1997年，南山区政府开始着力“复原”古城，对城内古建修缮整理的同时，在古城中央部分修造了新安县衙、报德祠等一系列传统建筑，于城外的演武场遗址上也修建了关帝庙。2003年，南山区政府对南门进行维护，并重建了城门楼。不过，依然改变不了南头城作为一个城中村的存在。

2005年前后的南头城南门。

2019年3月，经过40多轮的反复研讨后，南头古城“蝶变重生计划”——南头古城活化与更新项目正式启动。2020年8月26日，南头古城南北街示范段正式开放。

撰文：郑浩胜（民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