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晓霞/文 张彩玲/图
讲座开篇,彭梦丽介绍了旗袍的起源,旗袍其雏形可追溯至清初满族女性的旗装,宽博平直的马蹄袖长袍、“衣皆连裳”的整裁式结构,承载着游牧民族的实用主义美学。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旗袍,诞生于清末民初时期,20世纪20年代,旗袍率先在上海知识女性群体中兴起,袖口从“倒大袖”逐渐收窄,下摆缩短至脚踝以上,初现“中西合璧”的现代形制。
5月1日下午,澄怀静舍文化创始人、莲塘派旗袍传承人彭梦丽做客湾区文化茶座,以旗袍的流派为主题,分享了旗袍一针一线里蕴藏的东方美学。
讲座中,彭梦丽按照旗袍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不同时期旗袍的演变及其特点。
20世纪30年代,旗袍在南北文化差异中形成两大经典流派。海派旗袍以上海为中心,演绎着都市摩登的先锋气质。首次勾勒出女性曲线,开衽从腋下移至胸前,低开的V领与高挺的元宝领交替流行,袖口窄至贴合手腕,下摆开衩高至大腿,面料则选用电光纱、阴丹士林布甚至蕾丝刺绣,成为海派文化“洋气”与“市俗”的双重象征。而京派旗袍则坚守故都的典雅气韵,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华北地区,其形制更接近传统旗装的直线轮廓,衣身宽松平直,长度及踝,袖型保留七分宽袖或喇叭袖,领口高度严格恪守“三扣一”(领口至腋下三颗盘扣),面料多选用库缎、漳绒、杭罗等传统织物,装饰集中于衣襟边缘的“一字镶”或“琵琶襟”,色彩偏好青、黑、绛红等沉稳色调。
20世纪40年代,旗袍迎来黄金时代。受战时物资匮乏影响,繁琐装饰被摒弃,廓形趋向简洁合体,无袖、对襟、圆摆等形制普及,搭配高跟鞋与玻璃丝袜,成为都市职业女性的标准装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旗袍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情调”到“国服雏形”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旗袍在20世纪80年代的影视剧与90年代的国际时装周中重返大众视野,形制突破传统框架,出现露背、开高衩、不对称剪裁等设计。
讲座最后,彭梦丽介绍了“莲塘派”旗袍的特点。“莲塘派旗袍制作技艺”发源于现赣州定南县莲塘老城,历经百年发展,现在彭梦丽是第五代传承人。莲塘派旗袍一直坚持一片式立体黄金比例制作技艺,该技法更接近雕塑语言,以熨斗为刻刀,在二维平面中雕琢出立体的身体空间。这样的一片式旗袍保留了完整的面料,无需拼接,既贴合身体,又凸显人体曲线,呈现上下浑然一体的形式美感。
彭梦丽表示,回望旗袍百年历程,会发现它从未停止生长,旗袍作为“活态文化”的本质——它不是凝固的传统符号,而是一个容纳多元审美、承载时代精神的文化容器。正如张爱玲所言:“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而旗袍的戏剧,正因其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才得以在时间长河中永不褪色。
互动
问:旗袍的开衩设计最初是为了什么?
彭梦丽:旗袍的开叉设计始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服饰改良运动,传统宽大袍服收窄为修身款式,开衩从功能性需求(便于行走)逐渐演变为时尚元素,20世纪30年代后开衩高度提升,既呼应女性解放思潮,又突显曲线美感,成为海派旗袍的标志性特征。
问: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旗袍看起来这么小?
彭梦丽:1910-1920年束胸盛行,旗袍宽大或仅强调腰臀,胸部设计保守。民国旗袍的“小”与当时的束胸平胸审美互为因果。
问:你为什么喜欢旗袍,为什么想把旗袍作为自己的事业?
彭梦丽:我是潮汕姑娘,儿时便在妈妈的带领下,学习一些刺绣技艺,比如盘金绣、抽拉绣等,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有了了解和兴趣。接触多了发现在传统的服饰上有很多的历史故事,让我想去深入了解。而旗袍,是我觉得最能体现东方女子神韵的服饰,妈妈身着旗袍的美丽身姿也影响了年幼的我,让我从小对旗袍、对针法、对缝制有了热爱与向往,并立志以此为事业。
花絮
锦绣霓裳 东方韵致
——湾区文化茶座现场上演旗袍秀
一袭旗袍,百载风华。在本次湾区文化茶座上,七位女士展示了美丽的旗袍,上演了一场非遗艺术盛宴。
身着京派旗袍的女士率先登场,翡翠绿真丝旗袍惊艳四座。双绲边工艺勾勒出三排鎏金盘扣,高立领设计端庄雅正。压轴亮相的红色八达晕宋锦旗袍也属于京派旗袍,采用传承千年的经纬技艺,以水平、垂直和斜向对角线条向外延伸组成的“米”字格为基本骨架,是宋锦中较为复杂的重锦。
苏派双姝尽显江南灵秀。樱花粉苏罗旗袍以0.3毫米的超薄罗纱为底,刺绣师耗时百日以十二色丝线叠绣而成。另一袭白色重缎旗袍则以工笔手绘技法,在素缎上晕染出虬劲红梅,将吴门画派的写意风骨融入衣袂流转。
本次走秀中呈现的海派旗袍是焦糖色织金旗袍,将雀翎纹样以金银丝线立体钉珠,在灯光下流转着璀璨的光芒。另外一件灰紫色法国蕾丝旗袍则巧妙嫁接异国工艺,睫毛蕾丝与真丝绲边的碰撞,恰似中西合璧。
港派旗袍展示的是一件经典的灰紫色正娟旗袍,选用珍藏正娟料,水滴领与低开衩设计重现20世纪50年代香江名媛风韵。
这场走秀不仅展现了旗袍之美,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的深度解构。现场,观众掌声不断,不少旗袍爱好者表示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