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才桂，1945年12月出生于宝安沙井，土生土长的宝安人。1964年南头中学高中毕业后投身工作，从沙井粮管所的临时工起步，历任沙井公社党委委员、宝安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宝安县审计局首任局长、宝安区财政局首任局长、宝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任深圳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见证参与宝安从农业县到工业强区、从县制到区制的转型跨越，2006年底退休。退休后，仍深耕宝安中心区规划协调工作五年多，用近五十年的坚守，见证并推动了宝安的历史性发展。

/ 口述时间 /

2026年2月4日

/ 口述地点 /

宝安区政协委员工作站

/ 本期采写 /

王剑锋 郑礼军 何祖兰

/ 本期摄影 /

刘安邦 陈建壬

我1945年出生在沙井，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1964年从南头中学毕业，从沙井粮管所的临时工干起，后来当过县计委主任、县审计局首任局长、建区后的财政局首任局长。这几十年来，我亲眼看着宝安从农业县变成工业强区，再到如今的现代化海滨城区，也亲身参与了1993年那场“撤县建区”的大分家。那时候大家最怕的就是市里收权、收地，最难的是企业怎么分、钱怎么算。回过头看，那场“分家”虽然折腾，但确实为宝安后来的发展铺平了路。

宝安工业化的“草根”起步：

从踩着单车收公粮，到天天批地建厂房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小时候，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读好书了，才能改变贫穷。

▲1993年1月，原宝安县财政局全体成员和宝安区财政局新到任领导班子合影。

1964年，19岁的我从南头中学毕业，进入沙井粮管所工作，成为一名临时工。当时的沙井，还是珠三角地区的粮食主产区，“万亩沙田水稻田”是最鲜明的印记。水稻收成季节，我每天踩着单车走村串户收公粮，见证着宝安农业时代的落幕。

那时候的宝安，是封闭又特殊的边防地区。1962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逃港潮，让宝安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农田荒芜。作为学生，我曾在农忙时参加插秧等农活，深刻体会到家乡的贫困与落后。1972年，我转为正式职工并调入沙井公社革命委员会，从统计员、资料员做起，逐渐成长为公社党委委员，1981年开始分管经济和小额贸易工作，正是这一经历，让我与宝安的经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边防地区实施“小额贸易”政策，允许农民将自产农副产品直接运往香港销售，这一政策为宝安打开了发展的突破口。我受沙井公社指派，与县进出口公司沙井收购站合作组建货站，组织农民种植蔬菜、养殖鱼虾，清晨三四点收割的新鲜蔬菜，当天就能运抵香港市场。国家给了30%的外汇留成，农民能用这些外汇免税购买进口化肥、农药，甚至是电视机、录音机、风扇等生产、生活物资。当时生产队凑钱买了一台“飞利浦”黑白电视机，村里人围在一起观看的场景，成为那个年代最温暖的记忆。

1983年，我调任宝安县计划委员会工作，恰逢宝安县恢复建制后的关键发展期。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中枢部门”，计委掌握着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的核心权限。当时县级单次审批权限为水田不超过3亩、旱地不超过10亩。可是，当时建工厂，一个工业区随便都是十亩、百亩，我们就3亩、10亩不停地批，几乎天天都在审批立项、批地。那时的宝安获得了县一级的自主权，恰逢香港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三来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起初把旧祠堂、仓库改造成厂房，发展到全民集资、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标准工业厂房，引进来料加工企业，“两年建厂房，两三年就能收回成本”，干部群众热情高涨，各类股份公司应运而生，宝安的工业基础在这一时期快速积累。宝安人民也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1985年，我受命筹建宝安县审计局——这是全国范围内较早设立的县级审计机构。当时全国都没有成熟经验，大家都在摸索。我们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业人才，搭建起审计工作的基本框架。两年后回到县计委（后改为计划局）担任主任、局长，全程参与了宝安工业崛起的关键十年。到1992年，宝安县已工业区林立，拥有52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1300多万平方米工业厂房，从传统农业县蜕变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县”。

“分家”那些事：

企业不切割，资金二八开

1993年1月，宝安正式撤县建区，与龙岗区一同成为深圳市的市辖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既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空间受限的现实需要，也是宝安自身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我作为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全程参与了区划调整的调研、规划与实施。

▲1992年，宝安县城。

其实早在1992年，市里就成立了调查小组，由市民政局牵头，我作为宝安县的代表参与其中。当时的调研核心是征求干部群众对撤县建区的意见，而最初的反馈却充满了抵触情绪。恢复宝安县建制十多年来，宝安靠自主权发展得很好，大家都觉得撤县建区是市里“收权、收地、收钱”。群众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此前宝安可自主审批土地、财政收入留用，具有县级独立的完整行政功能，而成为市辖区后，这些权限将被收归市级统筹。

调研过程中，我如实反映基层心声，同时也向干部群众理性分析区划调整的必然性。深圳经济特区内发展空间饱和，大型项目没有地方落地，而宝安有土地、有产业基础，统筹发展是大势所趋。经过反复沟通，干部群众逐渐理解了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

而区划划分的细节，更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当时最核心的考量，一是语言习俗，二是资源统筹。龙岗以客家人为主，宝安以粤语居民为主，这是划分的基础；我们力主将石岩划归宝安，核心原因是石岩水库是宝安的饮用水源，如果划归龙岗，后续的污染治理、供水协调会非常麻烦。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为宝安后续的水资源保障奠定了基础。

比区划划分更复杂的，是行政资源、人员和企业的“分家”，这被当时的干部们形象地称为“分家产”。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综合部门负责人，我牵头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确立了“先分工作人员、后分领导”“企业按属地和主要产业划分”“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和财政结余资金向龙岗倾斜，按2:8比例分配（宝安2、龙岗8）”三大原则。行政单位好分，按区域整体划转就行；难分的是企业和资金。

当时的宝安县有不少跨区域企业，有的在宝安设厂、在龙岗有分支机构，有的注册在特区内、生产基地在宝安、龙岗。为避免企业拆分导致的经营混乱，我们提出“企业整体划转，原则上不切割拆分”的原则：如果企业主要资产和产值在宝安，就划归宝安；核心业务在龙岗和在特区内的，就整体划转给龙岗。即便如此，仍有特殊案例需要特殊处理。宝安外贸公司是当时唯一拥有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划归任何一方都不公平，最终决定由宝安、龙岗共同持股，负责办理两区进出口业务；而旅行社在市内办公，但因已与泰国企业签约在宝安建设格兰云天酒店，若划归龙岗将导致合作终止，最终划归宝安，对应的在宝安办公的饮食服务公司则划归龙岗。最棘手的是华侨服务公司的拆分。这家专营华侨商品的企业只有一家，却承载着特殊职能，最终被一分为二。没想到后来因为财产分割和利益分配，两家闹到了打官司的地步，这也成为我心中的遗憾。而罗田水库的归属问题，更是在区划调整3年后才彻底解决——当时，在宝安境内的罗田水库随农业服务公司整体划归龙岗，带来人员和用水管理矛盾，最终通过宝安财政补贴数百万元、划拨一台消防云梯车给龙岗的方式，将水库财产人事移交宝安。

财政资金的分配同样牵动人心。按照方案，1992年底宝安县的行政事业单位和财政结余资金，宝安留20%，80%划归龙岗，龙岗行政中心建设由市财政专项补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宝安吃亏了。实际上，宝安已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而龙岗需要从零开始建设行政中心，这样的分配更符合实际需求。这场“分家”虽然充满波折，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平稳完成，为宝安建区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心区规划的硬仗：

填海造新城，为发展“留白”

1993年2月，我被任命为宝安区财政局首任局长。建区之初，财政底子薄，要办的事却很多。当时的宝安，虽然工业基础扎实，但城市化水平较低，道路、供水、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作为财政局局长，我的核心任务就是“开源节流”，为宝安的城市化建设筹措资金。

“没有钱，就想办法改革财政体制；没有资源，就向上争取。”这是我在宝安区财政局工作期间的核心思路。1993年，宝安区GDP为67.7亿元（含龙华、光明区域），财政收入有限，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的需求却十分迫切。我们一方面严格把控支出，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积极创新，通过分级负责、区镇联动、银行贷款、BOT项目（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移交，是一种项目融资模式，指政府将公共基础设施的特许权授予企业，由企业负责投资建设并在特许期内通过运营收回投资并盈利，期满后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带资施工等融资模式，为宝安的发展解决资金问题。

通过这些渠道，宝安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从之前的“建厂房的大工地”，变成了“基础建设的大工地”，道路、供水、供电、排污等项目同时开工。

1993年，宝安的省养公路仅100多公里，镇与镇之间道路狭窄，村级道路多为土路。“要想富，先修路”，我牵头协调财政资金，配合区交通部门推进道路建设。1995年，宝安公路总里程达到722公里，成为全省第一个实现“村村通水泥路、镇镇通一级公路”的区。到2005年，宝安所有街道全部通高速，成为全国高速公路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宝安大道的建设，是我印象最深的工程之一。当时107国道作为过境公路，交通拥堵严重，急需一条连接各个街道的区内主干道。宝安大道的规划设计曾引发争议，有人建议效仿107国道搞全立交，但我们坚持“过境通道与区内通道功能分离”的理念，最终确定宝安大道作为连接街道的主干道，不设过多立交，而是通过平面交叉提升通行效率。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对的，宝安大道不仅缓解了交通压力，更带动了沿线区域的发展。

水务方面，我们争取了市扩建东江引水工程，增加外来水源供给量；扩容改造现有水库，增加水库的蓄水容量；新建扩建30万吨朱坳水厂，在各镇扩建、新建一批供水设施；BOT新建扩建固戍、石岩等一批污水处理厂和老虎坑垃圾处理发电厂，增建改建一批排污管网。电力方面，我们积极与省、市供电部门协调。新建50万伏和新扩建宝安、沙井等一批22万伏、11万伏输变电站。同时新扩建了一批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

经过几年的努力，宝安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提升，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

建区初期，宝安区政府就启动中心区规划。1994年开始填海造地，这一决策在当时引发不少质疑——“宝安有那么多土地，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填海？”我作为中心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规划决策。老城区规划最初按6平方公里做的，在上面打格子划区，标出1、2、3、4、5、6区，很快，整个区域就挤得满满当当。后来规划扩大，又在外面增加了10多平方公里，只能一块一块再重新划格子，区编号都不连贯了，9区隔壁就是42区。城市发展迅猛，老城区的规划混乱，基础设施滞后，无法承载宝安作为现代化城区的发展需求。而海边的滩涂和鱼塘，虽然需要填海造地，但可以从零开始进行科学规划，打造真正的城市核心。

填海造地的过程充满挑战。当时缺钱，就找工程队垫资，用土地抵扣工程款。中心区填海用了七八年时间，需要反复填铺、沉降，才能达到建设标准。期间，我们多次协调财政资金，保障填海工程顺利推进。

更关键的是，在规划调整中，我们坚持“宁慢勿滥，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为城市发展留足发展空间”的理念，力排众议修改了最初的规划方案。最初的规划是，中心区海边为住宅区，政府前面中心广场两侧为商务办公区。我们发现这个规划格局太小，无法支撑宝安的长远发展，于是提议取消海边住宅区规划，扩大商务办公区——要把最好的地段留给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而不是房地产开发。这一提议最终被采纳，才有了如今集滨海文化公园、“湾区之眼”、图书馆、青少年宫、演艺中心、企业总部集群、海滨广场于一体的“中央绿轴”规模。

在中心区规划中，前瞻性还体现在对地下空间和慢行系统的预留上。当时我们去香港等地考察，看到他们的空中连廊和地下通道很方便，就借鉴了这个理念。我们强烈建议在中心区的建筑规划中，在现有资金和需求无法大面积开发地下空间情况下，先做好地下空间规划，预留地下连接通道和空中廊桥接口，同时规划行人和自行车慢行系统，为中心区留下发展空间。当时市里还批评我们，说深圳不需要自行车道，但现在看来，这些预留的空间都派上了用场。

协调深圳地铁1号线的规划调整，也是规划成功的案例。按照深圳市最初的设计，1号线出南头关后将以高架桥形式穿过宝安中心区，这会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和发展空间。我们坚决反对，多次找市里沟通，提出“地下铺设”的方案。为了说服市相关部门，宝安提出为1号线途经宝安中心区的每个地铁站补贴1亿元，总共4亿元的补贴承诺，最终促成1号线地下穿过宝安中心区，为中心区的发展保住了完整的空间。

1998年，我被选举为宝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财经工委，但我对中心区建设的关注从未停止。2006年退休后，我受邀留在中心区办公室协助工作5年多，直到近70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看着它从一片滩涂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核心，心里充满了自豪。

产业转型之路：

“三来一补”不能忘，“腾笼换鸟”得分步走

建区后的宝安，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抉择：是继续依赖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企业，还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我始终坚持“转型是必然选择，但不能一刀切”的理念，积极为宝安的产业升级铺路搭桥。

没有“三来一补”，就没有宝安的今天。恢复宝安县建制的20年，“三来一补”为宝安积累了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更奠定了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基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三来一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土地消耗大、环境污染重、附加值低，随着用工成本上升和政策调整，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1994年，深圳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宝安、龙岗两区的“三来一补”项目，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积极响应政策导向，推动宝安区出台相关措施，引导产业转型。我们不搞“一刀切”，而是分步实施、有重点地推进“腾笼换鸟”。首先是清理高污染企业，通过加强环保检查、要求企业加装排污设备等方式，倒逼污染企业退出或转型；其次是提高准入门槛，对新引进的企业，在排污、税收、产值等方面设定标准，优先引进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企业；支持现有企业升级，鼓励“三来一补”企业转为“三资”企业，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自主品牌转型。同时加大外引内联力度，利用宝安的优越地理位置、完善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服务，吸引国内外优质企业来宝安安家落户、共同发展。

宝安的发展，既要追求经济速度，更要注重民生温度。建区后的十年，是宝安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的十年。到2003年，宝安的GDP已大幅增长，道路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老三馆”、宝安体育馆、各村镇文化图书馆、公园、绿道等公共设施相继投用，区图书馆、青少年宫等项目逐步规划建设，一座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区初具雏形。

我在宝安出生、读书、工作、退休，几十年的时间，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宝安的整个发展历程，看着宝安从一个落后的边防农业县，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区，心里特别感慨。宝安的发展，首先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其次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内地企业的大力帮扶，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宝安干部群众敢闯敢试、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我相信宝安的下一代，还有每一届政府、每一位干部群众，都会继续发扬这些精神，宝安一定会建成一个更美丽、更有活力的现代化新城区。

【记者手记】

务实与远见

——宝安发展中的决策底色

采访陈老的那天，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这位在工作岗位扎根近半个世纪的宝安建设者，用记忆勾勒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实干底色。

务实，是他最鲜明的特质。从计划委员会“天天立项批地”为“三来一补”铺路，到筹建审计局“摸着石头过河”，再到财政局“开源节流”支撑城市化建设，陈老的工作始终踩在宝安发展的节拍上。在人大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解决交通、用水等民生难题，践行着“人民代表为人民”的理念。

远见，则体现在关键抉择中。撤县建区时，面对群众抵触，他既如实反映诉求，又理性分析大局，推动平稳过渡；中心区规划时，他抵住短期利益诱惑，坚持“留足产业发展和公共用地空间”，为城市预留了发展余地。

更令人动容的是奉献。退休后他仍受邀参与中心区建设，直至古稀之年才彻底过上了退休生活。这份对故土的深情，让务实有了温度，让远见有了根基。

陈老这代开拓者，用担当为宝安打下根基。如今这片湾区热土拔节生长，而他们的精神，正化作后来者前行的路标。 （何祖兰）